重建陪审团制度之初，不论是在俄罗斯还是西班牙，都出现过陪审团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水土不服的问题。
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在坚持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进行了细微调整。在司法改革领域，改革最大的创新就是在吸取英、法等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审理案件的程序启动后，经过回避、动议、宣誓等步骤组成陪审团，进入法庭调查环节。"如果陪审团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则会成为僵局陪审团，从而另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审理。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同英美的做法并无本质区别。（一）法官主导刑事审判 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对抗式程序中，法官秉持消极，居中而断。同时，俄罗斯沿袭苏联以来被告人口供定案的做法，也致使陪审团倾向对被告人做出宽大处理。
2005年，陪审团审理刑事案件的数量占地区法院审理案件总数的比重为13.3%，在2010年比重达到最高，占到21.4%。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民陪审员从属于职业法官，因而被戏称为"点头者"。依然坚持的是司法只是适用法律，并不创制规则。
所以我决的现在各级法院在法律解释问题上还没有变，但是我觉得它缺乏最根本的一个学理，但也有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反之，如果解释者奉行客观说（语义原意说），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是探寻体现在法律文本中的客观的规范含义，那么他就不会把这些材料归入解释对象的范围。到现在为止国内的学者研究的并不够，这也是一种很艰难的选择，要在这样的一种视角下把这个问题做出来，典籍的运用、史料的运用把握就不可缺少，我自己的感觉是到现在为止国内可能还很难提供这样一种资料。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法官创制法律规则这个问题上，直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是这样一种状况，法官在规则创制方面有它一定的作用，在正当性的修饰度上，法官依然并不创制规则，而只是在适用法律、解释法律，而并没有背离立法的原理，所以大陆法传统到现在为止虽然也在创制规则，但是理论上并没有真正的承认。
因为法律解释的对象和目标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要回答的问题是解释什么，后者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解释，解释当然是要发现条文的规范含义。而在这之前我们对语词的理解是不可以达到一个准确理解的程度的。
很多情况下和国外的学者交流，人家会觉得不是司法解释，这可能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法律的解释就是要揭示法律条文的规范意思，这是法律解释的目标而不是它的对象，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定义是必要的，无论是从叙述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交流的角度，我们都需要定义，是操作性意义上的定义，是交流意义上的定义，当然它也涉及一种具体意义上的定义。正常智商的人都有一个想象力，可以把两个东西联系起来，如果不具有这样一种能力的，可能就是傻瓜或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奇才、天才。
以前马克思讲语言是人生斗争的一种工具，有没有这个工具好像不影响我的生存存在，但是再想一想如果没有语言我们还有人吗？没有语言肯定没有文化了,语言是文化的开始，没有了文化还有人吗？实际上理解和人的存在是可以等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活动当然是人的活动，所有的活动都存在于人对文本的理解，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法律解释在什么意义上有在什么意义上没有还是采取一个开门政策比较好，而且门应该尽可能开的大些。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理论上所倡导追求的规则之治在现实中却处处表现为一种规则对人的依赖，所以我们会发现法律在很多法律实施者那里像谜一样的令人难以琢磨。一个展开的解释就是解释者将自己对法律文本的理解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这就是法律解释。四、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权制度的本土特色? 哪些是本土特色，哪些是大陆法传统口语的一个延续，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背景，这个问题就是不清楚的。
第二个理由，现代社会立法与法律实施的两分格局已经被打破了，已经出现了立法与法律实施之间的相互交汇，兼有立法和法律实施性的活动已经形成了三分格局，我们姑且可以分为立法活动、实施活动和兼有立法和实施性的交叉活动。老百姓会觉得法律只是一些小儿戏，有些人先是判了死刑，上诉以后又改判无罪，这不是儿戏吗？我们的社会要走法治道路，但我们却处处感觉到法律离我们很远，很难琢磨，这可能是我们中国在选择法治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律不仅要得到法律人的认可，它还要如何在社会中得到认同？中国确定性的选择过程已经完成，就是直接搞法治，走法治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三个是法律解释的对象，法律解释解释什么？第四个方面就是法律解释的目标目的。在这样一种规则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对比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社会法治的兴衰，它是存在派别的。
第一，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排除民间尤其是学者对法律的解释，而是为了体现严格的分权原则，防止法官借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以免司法专横。摘要:法律解释是对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和说明, 其概念主要涉及法律解释的场合、法律解释的主体、法律解释的对象、法律解释的目标和目的、法律解释的理论模式等五个方面。就是在具体个案裁判中只能是适用法律不是解释法律。文本是哲学解释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按照法国哲学家利科广为接受的界定，文本就是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话语，它是语言实现的合理形式之一，是与言谈的话语相对应的书写的话语。如果要对事物达到正确的认识，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成见，在正常的思维下思考。这是对意义上的一种阐释。
第八，文本不受直接指称的限制。台湾学者黄茂荣写的一本书《法律方法与民法》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或标的和法律解释的目标是两个不同概念。
我的意思就是尽管我们在什么是法律解释这个问题采取一种宽泛的立场，但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依然要对不同解释之间的特点有所把握，不能混淆。法律文本同样是一种书写的话语。
法律所讲的理性不是自然理性，是人为理性，人为理性讲的是一种经验，是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而获得的。二、法律解释研究的基本内容 法律解释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实在的法律活动。
18世纪末，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曾通过法律（1790年），规定当法院认为有必要解释一项法律或制定一项新法时必须请求立法会议，还通过立法创立附属于立法机关的上诉法庭，负责监督各类法院，以防司法偏离法律条文，侵犯立法权。基于这样一个解释，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法律解释这个问题进行剖析。一个法律的通过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通过这个法律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经常有助于我们对法律的理解。如果和国外的学者去谈这样一个问题，他会瞪着眼睛看你半天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就是一种概念法学的问题。
所以如果对法律条文与法律规范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可能就会在法律解释的对象与目标之间的界限处于模糊状态，可能就会出现定义上的缺陷。后者是指法律适用发生疑问后立法机关所做的解释，立法机关在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所做的专门性规定，中国人大做了很多关于这种问题的决定和决议，现在法律分类把它作为立法解释来对待，在这之前因为我们很长时间宪法肯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但很长时间（在香港回归之前）很少运用法律解释的定义，而是大量的做决定和决议。
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鉴于罗马共和政体后期法律解释的自由发展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损害法律的安定性，首创了法律解答权制度。所以大陆法的法律解释从一开始就不与个案脱离。
这个问题包括具体解释和抽象解释的认识分析，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具体解释是指具体个案的判断与法律适用相联系的法律活动，它是把法律解释适用于个案解释的大前提，抽象解释是与具体解释不同，它是指法定的国家机关如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法律的一般性的解释定义，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还有认为抽象解释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的范畴。
因此，如果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同时又认为其范围包括法律规范的条文，立法文献如立法理由书、草案、审议记录等，以及立法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等附随情况，那么就会有不对称的问题，因为各种附随情况可能会以非文本的形式出现。这和文学作品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文学领域，认为确立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合法目的这样一种观点受到非常严厉的批评。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立法已经不像德国民法典的时候，可以先对万事万物进行充分的梳理，进行分类，建立相应的概念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制定规则，很从容。谁有权解释法律，谁解释的法律是有效的？围绕着这个问题就有一个解释权的分配问题。
这种区分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点与中国的判决是不一样的 第四，1912年生效的《瑞士民法典》在第一条规定中明确承认现实法律的缺漏，并将填补工作委诸于法官，同时提供了工作标准。
第五，要分辨法律解释的目标和目的。引入法律解释的概念就是提出我们在面对什么是法律的时候,把它和具体的语境结合起来，甚至可以说限制在一个具体的个案当中，来定义什么是法律。
这里所表达的有意义的形式和这个形式所承当的意义的这样一种区分。我们研究法律解释首先要说明法律解释所在的场合，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场合下的法律解释，同时也要看到在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的法律实践中，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解，法律解释一般是指在具体个案当中或者与法律适用相联系的一种活动，如果要和国外学者去交流，就请你记住这句话，他们讲的法律解释必然是在个案裁判中，适用法律的这样一种解释，而不是我们国内所讲的法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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